我在开始学习科目一（就是理论考试）的交通法律法规的时候，看到在总则里面有这么一段：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有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义务。我在各级政府的管理下，也在企业里工作，也是可以接触到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的，但是我对于该法律却几乎一无所知，也许是我的没有用心，好在我可以利用这次学习充分的了解下。我突然想如果我们在平时可以多学习多了解下这些与我们平时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个人而言不是很有用的事情吗，对于自觉遵守和感染他人遵守法规律法规，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是很好的事，既然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报名学习前我首先了解要学习的东西考试科目和具体要求，一共分三项分别叫做科目一、二、三，然后看了考试场地和设施。科目一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的构造操作基本知识，一般的有一定文化和机械常识的人大略翻看学习一下就没有问题。科目二是场地驾驶考试有移库倒桩和场地行驶两部分，移库倒桩是一个“旧”字形的场地，“日”字是两个相邻的车库，上口叫做甲库下口叫做乙库，要求学员沿着“旧”字的左上角往下然后转弯将车倒入乙库，在这个长约10米的库内移动到甲库内，然后再从乙库门开出，开到“旧”字形场地的左下端，再沿着一字边倒入甲库内，然后将车从甲库门开出开到初始停车位置结束。现在考试都是电子监控，考试场地中共有30多个监控测点用于对车子触碰各个边线时宣布考试失败，所以这项考试是最难的，据教练说他们初次应聘来作教练的时候虽然有多年的驾驶经验，但是要学到精通仍然练习了很长时间。科目二里面还有场内驾驶，包括穿越连续障碍、驶过单边桥、侧位停车、半坡起步、百米内加减档和定速穿过限宽门等等，但这些不一定全考，有些地区是只考前四项。科目三就是实际上路驾驶，一般的又一个专门考试的路段，这个路段内尽可能的包括坡道、平交立交的道口、加油站、消防设施、桥梁等等。

初始学习的人总喜欢问难不难，考试严不严之类的问题，我就想起那只在因为在河边听到黄牛说水浅松鼠说很深而犹豫的小马，对于有些人来说就不难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就很难，就说理论考试吧，我见过一个人在45分钟的考试时间里只答了100题的60道，因为他识字有限读不懂那些很规范很严格的句子，比如这句话：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两次以上达到12分的，车辆管理所还应当在科目一合格后20日内对其进行科目三考试。我们可能一分钟就能看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有些人可能需要三分钟以上呢。还有就是很多人电脑操作不熟练，鼠标选择答案的时候点击不到答案也会耽误时间，影响考试精神状态的。据说那些考试枪手的最高速度则是3分钟可以帮你考过科目一的理论考试，那是什么水平？

我一般写东西是在有所感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在电脑旁而且也不在办公室手边不一定有适合写字记录的条件，这时候我用很多方法，比如可以在手机短信里编辑下粗略的记录下关键词，或者找个纸条写下关键词，因为有些思路不是简单的东西，单纯几个词的记录还是到了该整理的时候找不到当初的思路。所以就需要多思考反复思考，就象走路样，把他走熟练然后遇到类似路标的几个关键词一提示就会记起来了。我想每个人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思索问题，为国集体为自己的方向定位等等，但是大部分的思维效率都是很低的，因为俗文化就向灰尘不能使人看到方向，如果有自己的坚定或者罗盘的指引，估计就会好的多，我此处的罗盘是指那些被大多数人认可的经典著作。

回到我题目的这个话题，我是几天前和朋友聊天时想到的，当时把这个关键词“公交车让座看人与制度”记下。今天有空我大概说说“人与制度”的事，因为今天有两种激烈的辩论，一说只要有了制度就可以治理好一国一团体，另一说只要有了那个精英人物，不需要制度就可以使一国家一团体一企业振兴。我如果盲目的给他们各大五十大板，说他们都不对，然后各举几个例子印证，也算可以了，但是事情决非那么简单。秦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典的细密严格是今天我们还没有发掘完的，但是为什么“其亡一忽焉”，项羽的威猛霸气、刘备的宅心仁厚人格魅力应该是至少空前了吧，但是为什么没有走的更远？

我们来看公交车的让座，车座位上印的“老弱病残孕”专座，我们把他作为制度，这个制度是广义的包括用暴力强制的法律和用舆论维持的道德。因为每一个制度在制定和颁行的时候，对于他们社会成员来说无论在人知度还是自觉遵从度来看都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足够的培训宣传贯彻，虽然强制执行也具有宣传的效果但是对于暴力维持不够坚强的施政者来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喊声应该给千年来的很多执政者都有警示吧？所以面对有差异的群体，制度的维持和在良性轨道上运行需要有人来做，就是有能够驾驭制度这个车子在不规则路面上行驶的人来做。说到这里我说一个笑话叫“挂个油条，狗也会开”，说某机械操作工没有吃早点，然后把油条挂在了操作开关上去干别的了，结果恰巧一只狗经过就跳起来咬那个装油条的包，开关被拉下，机器沿着轨道自己就开启来了。事后大家就把很简单的只需要按下按纽或者拉动开关就能实现的事情，戏称“挂上油条，狗都会开”。我们再看我多次提到的那个巾帼公交车线路，每次遇到有老人病患或者抱小孩子的人，他们都是帮着给解决座位，手里虽然有权力，但是这个让座位毕竟也是需要大家配合的，遇到不配合怎么办，遇到很多人口出不逊怎么办？毕竟都是年轻小姑娘们，面对的是社会，什么人没有，遭遇拒绝遭遇难堪甚至争吵和恶语相加的时候有没有？一定有的，那么她们如何解决的，这里还是说到是人的因素，即使有了合适的完美的制度也是需要人去实现的，很多制度有缺陷，人也是可以修正的。人的事情我不想多说了，中国千百年来的人制社会，大家对他的了解应该不少。人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的文化里对于人的重要性有点过分了，导致血统论的泛滥，所以我对于把一集体一团体一企事业单位的发展依靠在某一人身上的观点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我见得太多的是，因为过分依赖某一人而使那一人不堪重负要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么就是被推崇到极至，最后自负膨胀失去自己的立场和方向。我承认人的积极因素但是我反对把所有希望压在一个身上的做法，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但是今天的动车组的速度和结构应该让大家感受到，火车跑的快靠全体车组都有动力系统。

以上的这段文字就是鲁迅先生记录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文中的金心异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钱玄同(1887-1939)先生。这一段比喻被称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最伟大的比喻，它镌刻在青岛鲁迅公园一部打开的铁书上，我很多次的经过那里，每次都会驻足阅读思考一番。完整的了解到这个比喻的背景和两个人物，则是听孔庆东先生在06年关于鲁迅的解读讲座。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学术科技空前繁荣的一个时间，我们有幸生于其间可以看到那些彪炳春秋的事件和作品确实是莫大的幸运。我觉得在二十世纪的文化或者说思想领域，在初期和末期各有一个伟大的比喻，一个是出自教育思想文学家担当了民族解放急先锋的鲁迅先生的“铁屋子”比喻，一个是来自世纪末年史学家思想家作家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前者是作者和朋友交谈的一个对话，后者是作者在1981年孔子大厦前的一个公共演说。

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人与酱缸”，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就要先提出来，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酱缸？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话，这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之下，讨论不容易开始。
　　记得一个故事，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么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假定你这辈子有无穷的灾难，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后世，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
　　我的意思是，这故事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人，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不高兴是如此，高兴也是如此。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并不专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么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说：“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但是我们现在呢？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推到什么时候？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为殷勤。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我亲身的经验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在她们那时候都是缠足的，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简直难以想像。为什么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把双脚裹成残废，甚至骨折，皮肉腐烂，不能行动。而在我们历史上，竟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文化之中，竟有这种野蛮部分？而更允许它保留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而对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据历史记载，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割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是宋王朝开始后，才被禁止。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分。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合理性的成分，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惟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
　　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地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口，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哪里会不及日本？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去进一步地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十八世纪时，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户，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他们把一种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着一根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着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到三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
　　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么？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古圣人还有一句话，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以前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完了，换另一个王朝，制度并没有改变。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惟一表示他不同于旧王朝的，就是烧房子，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来，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
　　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这回事，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可以骂皇帝，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那么一点点自由。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里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却完全没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当然，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得不这样认为，否则就难以活下去了。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对于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有人说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是在选举钱，而这种钱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负担得起的，即使这样，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要好。
　　一切好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自己争取，不会像上帝伊甸园一样，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忘记了影片的名字，一个贵妇人，她某一面是美丽、华贵，被人崇拜，另一面却是荒淫、无耻、下流，她不能把这双重人格统一起来，后来心理医生终于使她面对现实，她只好自杀。我们检讨自己病历的时候，是不是敢面对现实？用健康的心理，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毛病？
　　我们应该学会反省，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对太太说，你对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说：“我怎么对你不好？我对你不好，还做菜给你吃？”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这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
　　自从西方文化切入以后，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变化，在道德观念上也起了变化。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现在你要打一下，试试看！年轻朋友很幸运的是，传统之中一些堕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在所有文化领域中，如艺术、诗歌、文学、戏剧、舞蹈，都起了变化和受到影响。
　　一说起西洋文化、西洋文明，准有人扣帽子，说“崇洋媚外”。我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以？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他？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由于我们的酱缸文化博大精深，遂使中国人“橘逾淮则枳”。橘子在原来的地方种植生长出来，又大又甜，但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却变成又小又酸了，这是水土不服。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我坐牢的十年中，一直营救我的孙观汉先生，他曾将山东省大白菜种子，带到匹兹堡来种，但种出来的菜，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却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像台北的交通问题，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多少年来，却一直解决不了。我想如果对违规的人施以“重罚”，几次下来也就好了。但有人提出来应该要教导他们“礼让”，认为礼让才适合我们国情。我们已经礼让得太久了，被坑得太深了，还要再礼让到什么时候？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斑马线”，“斑马线”本来是保护行人的，结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马线”上。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横冲直撞，到美国来后常常接到罚单，罚得他头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就像交通规则，这么简单的事，中国也有，可是立刻扭曲。一说起别国的长处，就有人号叫说“崇洋媚外”。事实上，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他们有好的，我们就应该学；他们不好的，就不应该学，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问他为什么，他开玩笑说：“表示我不忘本呀！”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能认清我们的缺点，产生思考的一代，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变薄，甚至变成一坛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这是物理学上的；在人生历程上，最短距离往往是曲线的。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鉴赏能力的社会，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以前我曾看见过老戏剧家姜妙香的表演，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脸上皱纹纵横，简直不堪入目。可是，这对他艺术的成就，没有影响。当他唱《小放牛》的时候，你完全忘了他苍老的形象。大家有鉴赏分辨的能力之后，邪恶才会敛迹。好像我柏杨的画和凡·高的画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分别，反而说：“柏杨的画和凡·高的画一样！”那么，真正的艺术家受到很大的打击，社会上也就永远没有够水准的艺术作品。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肯尼迪机场搭飞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我惊异地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旅客准跑去争吵：“怎么还不起飞？怎么样？难道吃不饱？闹什么罢工？罢工你还卖票？”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航员，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像里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彼此之间各人发表政见，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里根并没说，你做了几年总统，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没有说，你没有从政经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质。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但如果有兴趣参与，就应该参与，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条法律颁布下来，不但金钱没有保障，连自由、生命也没有保障。
　　但我们不必人人参与，只要有鉴赏的能力，也是一样。这种鉴赏，不但在政治、文学、艺术上，即使是绘画吧，鉴赏的水准也决定一切。那些不够格的，像我柏杨，就得藏拙，只敢偷偷地画，不敢拿出来，否则别人一眼看出来高下，会说：“你这是画什么玩意儿？怎么还敢教人看？”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才不至于什么事都可打个马虎眼儿，大家胡混，酱在那里，清浊不分，高下不分，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
　　我的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的感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还请各位指教，并且非常感谢各位。

光阴如水，岁月如歌。如今二位都已仙逝，他们的文章在让他们经历了肉体打击精神威胁和被禁止之后，终于有些光华可以慢慢的透射出来，我知道他会透射和照亮整个世界，但是作为在黑暗中摸爬了许久的人来说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如果能够做那个慢慢使铁屋子里出来的人缓慢接触光亮，不使他们疯掉和瞎的人，那么我觉得我还是快乐的。